
1947年于希宁画展,齐白石、黄宾虹、陈半丁、于非闇等人于展览期间合影(后排左四于希宁)。
黄宾虹为于希宁花鸟册的题跋

于希宁与吴作人、萧淑芳、陆俨少、唐云、关良、谢稚柳、李可染等人在颐和园合影(左五为于希宁)。
“于希宁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,又是一个飘雪的季节,云顶集团3118acm建起了‘于希宁中国画艺术纪念馆’,建了梅园,望着梅园里老人的塑像,跟老人家在一起的日子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他跟画界同仁及师友之间的友情趣事也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记忆中。”跟随着沈光伟教授的回忆,让我们一起走近于希宁先生和他的师友们。
记者 傅晓燕 孙夕朝
永远的老师黄宾虹
黄宾虹先生是于老1933年在上海新华艺专求学时的老师,于老从内心特别崇敬他,七十多年来一直把他当作自己行为的楷模,于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,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,都是受到黄宾虹先生的影响,甚至包括晚年作画的一些习惯都带有先生的影子。于老多次跟我讲,宾虹老师晚年爱用宿墨,每一幅画都是多次施墨才能完成,这种浑厚华滋,似非而是的艺术效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身体的局限性,是一种无奈,年龄大了,没办法天天研磨,眼睛看东西也浑沌了,正是这种条件的局限性,在不断地探索实践中,形成了黄宾虹独特的笔墨形式和艺术面貌。有时候,身体条件的劣势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,也可以转化成艺术上的优势。想到于老晚年的画,那种墨与色的反复皴擦所产生的苍茫浑厚与润泽岂不如出一辙?
上世纪三十年代于老在上海求学时,曾画过八幅工笔花鸟册页,请宾虹先生指教。黄宾虹看后十分高兴,欣为题写了“世称黄筌富贵,徐熙野逸,明贤钩花点叶,遂兼两家之长,至陈老莲写双钩花鸟,秀劲古艳,独步一时,志存大雅,希宁学兄此作近之。”对一个二十几岁的艺术学子,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鼓励。
“四十年代,我在青岛教书时,有机会到北平走走,借机向老一辈专家请教,每次都要到石驸马后宅看望宾虹老师,同时带上作业请教。宾虹老师居室简陋,迎门置以木框大书架,地上铺了一床苇席,他看书往往是从书架上取下,坐在席地上阅读,所以经常是许多书开函乱置,人入室内要慢慢插空落脚。有一次宾虹老师拿着一本书竟斜躺在书函上入睡了,实在惊人,这一教育一生难忘。”这是于老1977年2月在一篇《回忆》文章中写的一段往事,60年来一直铭记在他的脑海里,成为他学业的榜样与精神的楷模。
1947年,35岁的于老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画展,黄宾虹先生修函齐白石老翁,让于老前往拜谒请教,随后得到白石老翁的称赞和教诲。齐白石、黄宾虹、于非闇、陈半丁、汪慎生、陈缘督、马晋等老一辈艺术家都出席了画展的开幕式,使于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,也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这期间宾虹老师在于老的一张白梅上题字“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画,平寿有道,深明篆刻,此桢得古迹遗意矣。”于老为黄宾虹先生治了“黄山予向”、“宾虹之玺”两方石印。这两方小印也就成了宾虹先生晚年的常用印。2006年我编《于希宁诗草》时,其中篆刻部分曾收录了这两方印,是请浙江美术学院王伯敏先生帮忙拓印的印底。
于老喜欢治印,宾虹老师将他收藏的一些秦汉印给他讲述分析,征得宾师同意于老手拓古印五十八枚,宾虹先生一一口释,于老一一注记,这既反映了黄宾虹先生对于古印玺及古文字的研究成果,又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使我们感受到于老早年孜孜以求,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们师生之间那份纯真的情感与情谊。这套《黄宾虹藏秦汉印拾遗》已于1997年9月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发行,成为后学者研究篆刻及古文字的重要资料。
在于老病重住院的最后的日子里,在病房的小桌上,摆放的是《黄宾虹全集》,他生命中写的最后的一幅字是“黄宾虹画宝”。于老用一生诠释了“老师”的真正意义。
与启功先生二三事
启功先生跟于老同龄,他一直是于老十分尊敬的学者和兄长。1986年于老在北京举办画展,启功先生与于老手挽手兴致勃勃地看完展览,两位老人相互俯首作揖,难舍难分。启功先生题写了“千花百草共斗妍,全由彩笔摄毫端,白阳潇洒南田秀,今见前修让后贤。”表示对于老作品的由衷的赞赏。展览会期间,于老住雅宝路空军招待所,为空军司令部创作了丈六巨幅白梅《铁骨立风雪》,作品完成后请启先生题字,启先生欣然题字,两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共同演绎了一段艺坛佳话。
1997年,于老再次到北京办画展,启先生再度前往,两人一见面又是俯首作揖,于老说:“我交作业来了。”启先生说:“我是上课来了。”两人又是手挽手边看边谈,竟一直没有松开,两位艺术家之间那种相互尊敬之情,让在场所有的人为之感动。
记得那是1997年3月的一天,我陪于老去启功先生家,约好时间是下午两点半,从总参一招到北京师大路途比较远,怕路上塞车,就提前走了一会,到启先生住的小红楼时,是两点十分,于老告诉我,咱们在楼下等等,让启先生多休息一会,直到两点半才上楼扣响了启先生寓舍的门铃。启先生桌上置有两个塑像,一个是美院的雕塑家为他塑的,一个是不倒翁,一摇就呱呱叫,启先生边晃边说:“这个雕塑只能叫形似,这个叫的才是神似,于老说话做事严谨得很,我像个小孩子,净淘气。”两人都哈哈大笑,整个下午都那么愉快那么开心。
1955年,于老在南京艺术学院跟俞剑华老师进行艺术考察时,曾画过一幅龙石窟全景图卷,文革期间被抄,九十年代末在市场上发现后用重金购回。手卷的卷尾部分是俞剑华和罗术子的题跋,卷后还没题,重新装裱后,于老让我带到北京请启先生题写,同时还写好一封信带上。到启先生家的一幕把我给惊呆了,86岁高龄的他正患带状疱疹,竟然赤裸着上身来给我开门。落座后,我呈上于老的信,启先生年龄大了,眼花不好使,我想给他念一下,先生硬是不肯,找出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看完后对我说:“于老身体比我好啊,我一看于老写的字,就知道他身体怎么样了,你给我念我什么也看不到。”启先生双手展卷边看边说:“于老画得好”,随即到室内取出一件自己珍藏多年的宫廷古纸,让我量好卷后的尺寸把纸裁好,说:“这么好的画,不能直接往卷子上写,要写在这张纸上,一旦写不好可以再写,写好后麻烦你费事再把它裱上,这才叫万无一失。”遂题写了“龙门全景胜迹图”,成全了这一传世之作。临走,启先生还一再叮嘱:“回去告诉于老,人老了多活动,活动活动,要活就得动。”多么可爱的老头,多么纯净的心灵交往,淡泊真诚却又永恒。
与王朝闻先生的丝瓜情缘
于老与王朝闻先生互称老友(缘起他们的老师黄宾虹,黄宾虹是美研所的第一任所长,王朝闻为继任所长)二人意趣相投,志向相同,自然接触交往就多一些,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一层。1983年于老在南京办画展时,王朝闻先生去看了,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自己很少有向画家要作品的要求,但是看了于老的展览,很迫切地产生了想请于老给自己画张丝瓜的想法,丝瓜往下生长的那种青翠欲滴的感觉太美了。后来这幅绿丝瓜就一直挂在了王朝闻先生的书房里。好多年过去了,二位老先生都从平房搬进了楼房,于老又画了一幅丝瓜给王老寄去,是画了两个黄色的老丝瓜,还有一支小瓜纽,题“瓜棚秋叶凉,竹塌神思放,而今楼上楼,瓜蔓引天上”。当我再次去王先生家时,发现这幅老丝瓜又挂在了他们家的客厅里。王老跟我说:“于老的这幅画我知道是什么意思,我们两个就是这两个老丝瓜,虽然我还没有得到证实,但我感觉不会错的,老而结实好得很。”
1999年于老准备出一本大型画集(梅花卷、花卉蔬果卷二册)其中《梅花卷》想请王老写个序,我又去红庙北里王老的家,简平师母开门后,王老正在伏案手持放大镜阅读,见我到来,遂取出早已写好的代序“于兄愈老艺境愈新,铁干娇花并陈,庄重活泼共举,热爱民族文化之读者定将引发海内逢知己之自豪感。一九九九年十月王朝闻题于北京东郊。”并告诉我,年龄大了眼睛看不清,无法写小字,只能用毛笔写大字。遂又复至书房找出一方图章,跟我讲这是齐白石老人九十多岁时给他刻的,笔划都是歪歪斜斜的,平时他都不舍得用,这次于老的书,用它更有意义,随后恭恭敬敬地盖上了这方图章。
2007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现任所长梁江专程从北京前来看望于老,20年前梁江是王朝闻先生的博士生,于老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王老的身体怎么样,我赶紧把话接过来说,王老年龄比你还大,也在医院疗养,平时也不能出门,身体还不错。我看到于老眼睛里噙满泪花。其实,王老早已在几年前仙逝了,只是我们怕他心痛,没有把消息告诉他,从他们身上,我深切地感受到两位老翁之间情谊的真挚与纯朴,多么圣洁,多么高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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